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发展

作者：孙熙国

摘要：相对于经济和政治而言，文化的本质是思想。个体只有具备了仁爱精神，具有济世爱民之心，才有可能成就事业。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义利双行，而诚信精神则是个体立足和发展的根本。遵循礼节对于个人的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制约作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青年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传统文化；仁爱；正义精神；青年发展

广义的文化通常指自然的人化，凡是超越了人的本能，从而有意识地作用于物质世界的一切活动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这就把物质生产及其成果和精神生产及其成果都划归到了文化的范畴。狭义的文化，则仅仅指人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狭义的文化观就是思想，思想对象化在不同的载体中，如器物、行为、民俗等就有了文化呈现的不同形式，即体现在器物中的文化、体现在行为中的文化、体现在民俗中的文化等。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叫做文化，不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物质的形式，而是因为在这些物质形式的背后所承载着的思想的内容。这些思想内容才是文化之为文化的关键。未名湖、博雅塔、故宫之所以是文化，不在于它的物质外壳，而在于物质外壳背后所负载的思想内容。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文化的本质是思想。这是相对于经济和政治来说的，正如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来说的一样。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发展问题，完全是在思想的层面上说的，即在狭义文化的层面上说的。

一、仁爱精神与成人立业

怎样才算是一个人？怎样才算是成人？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值得深思。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有人跳下去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今天的媒体会把救人者称作见义勇为者。但是，把这件事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下，具体说放到儒家文化视野下去观照，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儒家认为，见孺子落井，你把他救上来，这是恻忍之心的表现，如果你没有恻忍之心，那你就不是人了，所谓“无恻忍之心，非人也。”

因此，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孟子才说：“仁也者，人也。”《中庸》曰：“仁者，人也。”朱熹则明确地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迄今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中尚未出现，《金文编》中收入的唯一的一个“仁”字就是见于中山王鼎的“亡不率仁”其写法为从“人”从“二”，即人人（第一个人是动词，第二个人是名词），人人也就是以人为人，把人当做人。也就是说，仁是衡量和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人的基本依据。到了郭店楚简中“仁”字已大量出现，但其写法都是从身从心。应该是说，仁字与人的身和心，关系密切，有仁才有“身”，有“仁”才有心。离开了“仁”，既没有人的“身”，也不会有人的“心”。因此，“仁”是人之为人的关键。做一个人首先要有仁爱之心，爱人之心。在今天就是爱民、爱国、爱党。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个人的发展也需要有仁爱之心。无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的第一卦是《乾》卦，《乾》卦卦辞总共有四个字：“元、亨、利、贞”，第一个字是“元”。什么是“元”，中国的第一部词典《尔雅》说：“元，始也。”开始为“元”。但是，古今解易者，自《易传？文言》开始大多把元释为“仁”。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呢？唐代的孔颖达做出了回答，他说：“元则仁（仁厚方能生物）也。”意思是说，因为能开创（开始）一番事业，所以，他就有仁德。我认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即“仁则元也”，而不是“元则仁也”。也就是说，《易经》乾卦的第一个字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具有了仁德，具有了济世爱民之心，具有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才能真正开创一番事业。

二、正义精神与谋取财利

经济、物质和财富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硬实力表现。但是，怎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怎样才能获得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怎样才能谋取足够的物质财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颇富启示意义。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儒家文化在道德评价问题上具有重义轻利的思想倾向，并且正是这一点阻遏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实际上，儒家文化不但讲利，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即义利统一的高度上讲利，它要求和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

认为儒家文化在道德评价问题上具有重义轻利思想倾向的观点和看法，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意。儒家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大学》讲“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终落脚点就是“治国”、“平天下”。有人说，儒家讲的治国、平天下主要以仁义礼智为基本内容，而不大包含物质利益的内容。这也是缺乏根据的。据《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在这里把治国归结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庶矣”，第二步是“富之”，第三步是“教之”。孔子治国不仅注重仁义礼智等精神文明方面的内容，而且尤为关注“庶矣”、“富之”的物质文明方面的内容，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孔子评价子产，说他“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里“惠”、“义”对举，而且，二者同为子产的四种美德（恭、敬、惠、义），表明“惠”、“养民”都是孔子所倡导的。不仅如此，孔子甚至还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表明他看到了义、利之间的统一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义利双行，而非重义轻利。但是，孔子的确说过：“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一类的话，而孟子也的确说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对此又当如何解释呢？我们的解释是，儒家贱“利”的时候，这个“利”都是个人私利，而对于国家、群体之公利，他们不但不轻不贱，反而予以褒扬。因此，如果说儒家贵义则可，但要讲到贱利则须区别对待。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不能统一时，为儒家所轻贱的从来都是一己之私利，而从来就没能反对社会和群体的物质利益。

孟子见梁惠王时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语，我们也应有正确理解。若据此认为孟子只言义，不言利，实大谬也。孟子要求梁王不讲利，只是不“讲”，但并非真的不“求”利，正如他自己所说，若国王皆曰“何以利吾国”，大夫皆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皆曰“何以利吾身”，如此就会出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局面。基于此，孟子告诫梁王：“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者也。”仁义之中不是自有其利吗？为什么非要把“利”挂在嘴边上不可呢？孟子在这里一语道破了儒家义利观的真谛。

不仅如此，即便是谈到“私利”与“义”的关系时，董仲舒也从未把他们全然对立起来。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虽然董仲舒认为“心”之养重于“利”之养，但正如“心”与“体”紧密统一、不可分开一样，义之与利亦然。

还有论者多以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语而认定董仲舒贵义而贱利。张岱年先生早就指出，此语出自《汉书·董仲舒传》，而见诸《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的记载则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此处“不急其功”与“不计其功”语意轻重相去甚远。张岱年先生认为：“《春秋繁露》所载，乃董仲舒原语，而《汉书》所记，乃经班固修润者。惟‘不谋其利’一语，乃二书所同，此利乃指私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张先生认为，董仲舒所轻之利，乃私利也。为天下兴利，乃公利也，公利也就是义，也就是“心之养”。

为什么“正义”就会导致在经济活动中谋“财”获“利”呢？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南宋哲学家朱熹说得更为清楚明白：“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底。”“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朱子语类》卷37）

中国民间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这就是把关公视为财神。关老爷一介武夫，怎会摇身一变就成了财神呢？窃谓这里的秘密是，关公乃正义的化身，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认为“义”可以生利，义能够生利，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犹记上世纪90年代，我给某研究生课程班上课，适逢下海大潮汹涌澎湃之时，课间有同学问怎样才能下海捞得大钱，我便以朱熹上语作答，并引申说“正义始见利”“明道始见功”。这句话译为今语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自有其利，自有其功。此话虽多少带些戏言的色彩，却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正义和取财谋利之间的关系。

三、礼乐精神与亨通发达

《易经》第一卦乾卦卦辞说：“元、亨、利、贞。”《文言》说：“亨者，嘉之会也。”亨就是亨通发达的意思，因其亨通发达，故天地间美好的东西就会在这里汇聚。正如后儒多释“元”为“仁”一样，“亨”往往被后人解释为“礼”，那么礼和亨通发达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懂得了“礼”、掌握了“礼”，就会在自己的发展中亨通发达、无往而不利？

《论语·季氏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陈亢（字子禽）问孔子的儿子伯鱼：你在老师那里得到过与我们不同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

没有啊。只是有一次见他老人家独自站在那里，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问我：“学诗乎？”我回答说：“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于是，伯鱼退而学诗。过了一些日子，孔子又问伯鱼：“学礼乎？”伯鱼回答说：“未也。”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在《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中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中，孔子先说：“不学礼，无以立。”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礼”呢？什么是“礼”？

《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序，故群物有别。”又说：“大礼与天地同节”，“节故祀天祭地”。也就是说，礼是天地宇宙的基本秩序和原理法则。宇宙万物因为有了这一制序和法则才得以区别开来。《礼记·乐记》上的这段话，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一字不差地做了引用，并在《史记·礼书》中予以发挥，他认为“礼有三本”，“礼，上事天，下事地，遵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唐人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时说：“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所有这一切“咸谓之礼”。显然，这里的“礼”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范畴，而是一个统摄宇宙万物的最高哲学本体范畴。

对于“乐”我们也应作如是观。《礼记·乐记》在谈到“乐”时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又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乐是天地万物和谐的体现，天地和谐了，社会和谐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就会发生合目的、和规律的变化，就不会失去其本真的属性。《礼记·乐记》上的这段话，司马迁《史记·乐书》也一字不差地做了引用，并进一步发挥说：“乐由天作，礼以地治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又说：“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显然，这个“乐”也不仅仅是音乐之“乐”，而是反映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最一般本质和最普遍规律的哲学范畴。李泽厚先生曾把中国文化概括为“礼乐文化”。对于礼乐，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礼仪和音乐，而应上升到物质世界最普遍的规律和最一般的本质的高度予以把握。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孔子和他儿子说的那句话：“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就很好理解了。“礼”是物质世界的基本秩序、基本原理、基本法则和基本规律，人们在物质世界的活动过程中遵循它就会取得成功，违背它就会遭到失败。如前所述，孔颖达把元解释为仁，认为“仁则元也”，在这里孔颖达同样把亨解释为礼，并且说：“亨则礼也。”我们认为孔颖达的这句话也要倒过来说，就是“礼则亨也”。意思是说，循礼是原因，亨通发达是循礼的结果。只有学礼、知礼，循礼而行，才会亨通发达。由此想到我们许多青年同志在工作中翻了跟头、吃了亏，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往往是有不学礼、不知礼造成的结果。

四、诚信精神与永续发展

诚信是一个人很能够持续发展，立足社会的根本。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在谈到牢固永续时，把原因归结为诚信精神。已如前述，孔颖达既说：“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又说：“贞则信也”（贞正牢固方能有信）。孔氏认为，元是仁的原因，亨是礼的原因，利是义的原因，贞是信的原因。而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仁是元的原因，礼是亨的原因，义是利的原因，信是永续发展和牢固可靠的原因。所以，我认为，孔颖达的这段话应该倒过来说，这就是：“仁则元也，礼则亨也，义（义以制利）则利也，信则贞也。”

“信”则是《易经》基本精神之一。《易经》64卦中有十几处讲到“信”（孚），由此可以窥见《易经》作者对“信”之为德的高度重视。尤有可言者，《易经》中还有论“信”的专卦--《中孚》。何谓中孚？《释文》曰：“中，本亦作忠。”《尔雅·释诂》曰：“孚，信也。”因此，中孚即忠信之谓也。《中孚》之卦辞云：“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王引之《经义述闻》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豚鱼，士庶人之礼也，然苟有忠信之德，则人感其诚而神降其福。”《萃·六二》、《升·九五》皆云：“孚乃利用禴。”意谓只要内心信诚，就可以薄礼祭天。《既济·九五》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谓商部落杀牛祭天，还不如周部落以薄礼祭天能祈得上天的福祉。这其中的原因和奥妙就在于“祭祀之盛，莫盛修德”，也就是说精神上的信诚和内心的仁德，是周部落比商部落更能祈得上天福祉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鉴于“信”之于人的重要意义，晋人傅玄明确地警示人们：“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傅子·义信》）有人会说，我对人以信，他人依然以不信待我，这时该如何？对品行不端的人要不要讲信？我的看法是，依然要讲信。讲信会不会吃亏？我的看法是，从总体上看讲信不会吃亏，虽然有时会吃些亏，但讲信时所吃的亏是一个人立足社会取得更大成功必须付出的成本。一个人做任何事情，不可能恒有所得，任何成功都需要付出做代价，需要有成本。讲信也是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人讲信，他就永远无往而不利。换句话说，一个人讲信，以信待人，也有吃亏的时候，但这是讲信的成本，做任何买卖都需要成本，讲信也是一样。因为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通行证。人没有了信任，就好像牛车没有了套牛的器具，马车没有了套马的器具，又如何能行走呢？所以，孔子才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意谓做人而不讲信用，就会寸步难行，甚至根本就没有办法行走。《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人类只有奉天法时，遵循自然规律，才会有牢固永续地向前发展。道理很简单，有诚才有成，有德才有得。

结语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当代青年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更需我们站在更全面、更深远的战略视野去吸收借鉴。只有具有了仁爱精神才能成人立业，只有具有了礼乐精神才能亨通发达，只有具有了正义精神才会能谋取财利，只有具有了诚信精神才会永续发展。

责任编辑：张会峰（转载：北京大学校园网）